一名港男在社交媒體自訴：今年46歲，2005年申請輪候一人公屋單位。18年以來，為防房屋署突擊入息審查，他一直不敢做長工，將收入控制在僅夠支付每月5000多元劏房租金和日常支出。然而，輪候公屋的家庭太多，等了18年還未輪到。「回想太天真，浪費我的青春。」他的感慨，再次驗證我的觀點：當土地資源集中建公屋，留給公屋之外的其他房屋種類的土地減少，導致公屋之上的房屋階梯缺失，收入高了反而住屋選擇更少，不少人刻意「向下流」來等公屋，鎖死大量勞動力。
這種浪費青春等公屋的案例，正普遍地在香港發生。立法會研究部剛公布了一份名為《低收入及中低收入住戶特徵》的報告，揭示出一系列觸目驚心的現實。1996至2021這25年間，「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」（即家中無任何人工作的住戶）在全港住戶中的比例從10.7%上升至20.4%，幾乎翻了一倍；而在「低收入住戶」（全港收入最低的20%的家庭）中，家中無任何人工作的住戶的比例，更從1996年的33.8%上升至2021年的74.1%，25年來增長了120%。這即是說，目前每4戶低收入家庭中，就有3戶完全不工作。
完全不工作的家庭猛增，固然有人口老化的原因，導致全長者住戶增多，但處於勞動年齡卻不工作的住戶亦增長，且兩者增幅一致。尤其是在低收入住戶中，處於勞動年齡卻完全不去工作的家庭，25年增加212%。
扶貧迷思 越扶越貧
勞動年齡人士不去工作，可能是要照顧兒童、老人、病患等，但數據顯示，在低收入、非長者、不工作的家庭中，只有35.3%家中有需受照顧成員（如15歲或以下兒童、長期受照顧長者、殘疾、病患等），而40.8%的家中並無任何需受照顧的成員。
不去工作靠什麼生存？這份報告的數據顯示，對於低收入且不工作的家庭，特區政府提供的恆常現金福利佔其總收入的比例，從1996年的26.8%飆升至2021年的82.7%。筆者自己估計，剩下的17.3%的收入，很有可能來自非恆常的現金福利。25年來，香港的福利體系，讓為數不少正處於勞動年齡、家中並無受照顧者的家庭，徹底躺平了。
這一現象直接導致兩方面的結果。一方面，香港的勞動參與率逐年下跌，勞動力供應嚴重不足。2023年4月，香港勞動參與率只有57.7%，低於中國內地、中國台灣、中國澳門、韓國、日本，比新加坡（2022年為70%）更低十幾個百分點，而且趨勢是持續下降。福利界和勞工界一直爭取的最低工資、最高工時、託兒服務、照顧者福利等等，對這類徹底躺平家庭而言，有什麼用呢？
另一方面，特區政府的恆常現金福利開支持續飆升，從1996年的127億元，上升至2021年的757億元，是1996年的6倍，而這還不包括各種各樣層出不窮的非恆常性的現金福利支出（如提供給公屋輪候人士的租金津貼、過渡性房屋特別津貼等），以及包含在房屋、醫療、教育方面的福利支出。比如，這份報告估算，特區政府通過公屋平均每月給予每戶公屋住戶的補貼約為1060至1430元，而香港共有82萬間公屋，每年給公屋居民的補貼至少100億元。
今時今日，不少個人與團體站在「扶助基層」的道德高地，樂此不疲地批評香港福利不足，要求增加這樣那樣的福利支出。但幾十年來，社會有沒有思考過，到底福利的目標是什麼？扶貧，是不是不斷增加福利，把貧困人口安頓在基層？為什麼香港福利開支飆升，貧窮人口卻未見減少，而且還讓更多人徹底「躺平」了？長此以往，香港公共財政還能支撐多少躺平的家庭？
早前，一位朋友分享一則案例。她的朋友移民新加坡後，並未出去工作。沒多久，新加坡福利部門約見她，提出若她出去工作，政府將提供額外補貼。她回覆說自己經濟狀況良好，不需政府補貼，官員卻回答，這個補貼是獎勵她出來工作、為新加坡做貢獻，與她的經濟狀況無關。
新加坡的這個思路，讓我頗為震驚。在香港，越躺平就越多福利，新加坡卻用福利來獎勵努力工作、為社會貢獻的人。而給弱勢群體的福利，往往設有嚴格的收入和時間限制。比如新加坡的公租房（類同香港公屋）只給最弱勢的家庭，且嚴格限制入住時間，只能租住兩年，之後若因特殊困難需要續租，必須重新申請。這樣的制度，迫使入住公租房的家庭必須努力往上走。雖然公租房在新加坡房屋總量中只佔4.6%（香港公屋超過30%），但平均輪候時間只需兩個月（香港現時為5.3年）。也正因這樣的福利體系，新加坡的勞動參與率高達70%，在區內領先。
鼓勵自立 力爭上游
筆者認為，香港各界是時候檢討，到底福利的目的和邏輯應該是什麼？是用福利來扶基層市民躺平，還是扶他們為自己努力、扶他們向上流動？為基層市民提供更好的福利，改善其生活，是文明社會的共同價值；但不經思考、簡單直接地為基層增加福利，結果往往是「越扶越貧」、「越扶貧越多人躺平」。慷納稅人之慨，卻讓更多人向下沉，上述數據已經清晰地證實了這一點。
尤其在房屋領域，我們不計代價建公屋，卻因此擠壓其他住屋類型的資源，公屋之上的房屋階梯嚴重缺失，收入增加後反而更難解決住房問題，居住質量還不如公屋，自然導致不少家庭不願通過勞動改善低收入的處境，以保持輪候或持有公屋的資格，一大批勞動力因此鎖在公屋中。
筆者認為，社會福利的目標，是為民眾提供最低安全網，而非用福利把人安頓在基層；扶貧的思路，應從扶「躺平」，轉變為扶「自立」。具體來看，可以從push（推動）和pull（拉動）兩方面着力。
在push方面，我們的福利需有「退出機制」。新加坡的公租房租用期只有兩年，之後就會退出，市民必須另謀出路；若有特殊困難要續租，必須重新申請。可見，公租房只是助困難家庭渡過難關的短暫落腳點，而非終生福利。這種「福利限時退出」的思維，非常值得香港參考：對於處於勞動年齡、家中並無需受照顧成員的家庭，可否限制其入住公屋、領取綜援的時間？畢竟，今日香港，企業請不到人是最迫切的問題，要找一份工作能有多難呢？當然，公屋限時居住，就需增加公屋之上的房屋台階，讓離開公屋的家庭有充足的房屋選擇，可以一步步向上流動。
在pull方面，應提供誘因，拉動有工作能力的人自立。譬如，對於既非長者又非照顧者的人士、新來港的單程證人士等，應提升各類再培訓或工作配對服務；針對照顧者，可增加支援，協助其出來工作。在扶助基層自立方面，筆者絕對贊同加大投入。
對於在職貧窮，諾貝爾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曾提出過負入息稅（negative income tax）的思路。他建議對符合條件（如每月工作達到某個時數）的工作人口，若收入低於某個水平，不但不用交稅，還應對其作出補貼。負入息稅目前在英、美都有實踐；前文提到的新加坡案例更特別，用之作為市民自立的獎勵，而不論其薪酬高低。當然，負入息稅也有弊端，但這背後的邏輯，值得我們思考和汲取：一個社會，只有努力工作的人過得比依賴福利的人更好，才能鼓勵更多人自立。
扶貧：是扶躺平還是扶向上流動？
66 歲男子與持單程證的妻兒，於 2021 年底獲分發位於石硤尾白田邨的公屋，但被房委會發現沒有持續居於單位，被要求收樓，男子再提出上訴不果。他遂向高院提出司法覆核，要求推翻上訴決定。法官高浩文上周五（20 日）頒下判詞，下令撤銷原有的收樓決定，下令把案件發還上訴審裁小組再考慮。
